妥佳宁 | “孤岛”何以孤，又何以不孤——上海“孤岛”文化空间的多样性呈现

妥佳宁

“孤岛”不孤的论断并非凭空产生，有其特定历史背景。而“孤岛”文学图景的丰富性却长期被这一论断遮蔽。事实上，孤与不孤，都可有更多的理解方式。战时的上海租界，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话语平台，“孤岛”不仅有左翼文人的抗战文学活动，还有以西风社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各种文学活动。不同文艺思想与实践出现了众声喧哗的局面，且互相交错，各派势力都不能占据舆论主导。从而形成了与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极为不同的文化空间，孕育了丰富的文学实绩。

抗战期间上海租界形成了“孤岛”文坛。自1938年茅盾在《文艺阵地》发表《“孤岛”文化最近的阵容》以来，对“孤岛”文坛的评价与研究不断丰富。然而几十年来学界却在“孤岛”不孤的定论下很难取得进一步突破。尽管既有研究往往认可“孤岛”不孤的论断，却很少有研究真正揭示“孤岛”何以被称为不孤，而又何以能够真的做到不孤，以及不孤是否还可有其他层面的理解。更进一步的研究，正有待新视野的引入。

一  “孤岛”不孤论的产生

与再度构建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当时日本尚未对英美开战，上海法租界与英美等国在沪的公共租界并不受日本管辖[1]；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日本与英美开战后，日军才完全占领上海的租界区。在这四年零一个月中，上海的租界被包围在华东大片沦陷区里却成为一个政治、军事意义上的“孤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称之为上海“孤岛”时期。

“孤岛”在政治上实际是受美英法殖民当局的工部局、公董局统治，仍然是一块殖民地。与租界以外的所谓“沪西歹土”不同之处在于，殖民统治者是美英法而非日本。[2]但是这块狭小的西洋殖民地却在抗战时期与周边大面积的日占区形成了某种对立关系，反而和被称为“自由中国”的国统区、解放区同仇敌忾。故而有“孤岛”不孤之称。

上海租界地图

“孤岛”不孤这一论断并非纯粹由后世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构建而成，而是抗战初期上海“孤岛”甫一形成，当时即有论者提出。1937年11月《战时日报》《国闻周报》《宇宙风》等各大报刊相继使用“孤岛”[3]来描绘被日军包围的上海，1938年便已有大量上海刊物出现《孤岛不孤》这样的题目，如6月17日《文汇周刊》的创刊号，就有“灵蛇”的《孤岛不孤》一文，从“爱国心理之连锁”“民族精神之诉合”“国家兴亡关系之密接”“拥护抗战军人之热念”等四个方面论证了“尽管上海数百万人民在物质的交通上和内地远远隔绝吧，然而他们的心理是永远不孤”！[4]其它如8月15日的《大美画报》，和11月16日的《上海生活》等，也都出现了题为《孤岛不孤》的文章。[5]而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孤岛不孤》论述，是1938年4月25日香港《大风》刊物中来自上海孔远之的投稿。孔远之《孤岛不孤》一文在对傀儡政权大加斥责后，告诉全国读者一事，“即青天白日满地红国徽，仍飘扬孤岛之上，孤岛仍是属于中华民国的孤岛”[6]。这一说法虽不准确，却体现了“孤岛”不孤的含义，主要指的是租界中国人在国家认同层面与抗战的“自由中国”的联系。

总的来说，当年论述者使用“不孤”来形容“孤岛”，虽有时指的是不孤单、很热闹，但更多时候是指上海的租界虽然被周边沦陷区日军包围，但是这种包围并未从文化上心理上切断西洋租界里中国人的抗敌热情，“孤岛”与抗战的“自由中国”始终存在着血脉相连的情感认同，并不会因周边沦陷区日军的包围而陷入亡国奴的悲观态度。

在抗战胜利后批判汉奸文人卖国行径的舆论中，和1949年以后新的意识环境中，“孤岛”文坛由于其特殊性，使得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困难。研究的开展需要首先为“孤岛”文学的存在寻找某种意识形态合理性，进而才能为研究找到合理性。故而那种坚持抗战的“孤岛”不孤式的论断，成为抗战派、爱国派知识分子回忆的主要内容，也就形成了“孤岛”文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仿佛四年的“孤岛”时期只有文艺抗战，其他一切活动全都不存在，或凋敝不堪，不值得关注[7]，媚敌文艺更不见踪影。在“孤岛”不孤的论述模式下，相关研究进展艰难。新时期涌现的当事人回忆录保留了大量珍贵史料，[8]但“孤岛”文坛的整体面貌仍是模糊的。当事人回忆也努力证明自己丰富的活动都与抗战有关，进一步加强了对“孤岛”不孤这一论断的构建。而其他各种纷繁复杂的文艺活动都难以获得各自不同的呈现。[9]在日后反复的再度构建中，“孤岛”不孤逐渐成为学界的定论。

如果跳出既有的“孤岛”不孤这一论断，让文学研究回归到一种相对较少特定色彩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将已粘着于这些概念之上的‘意义的斑驳’尽量剔除”，“通过对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发生与发展历史情态的细致梳理进行全新的定义”[10]，即可发现“孤岛”文坛非但不凋敝单调，而且充满了复杂的阵营交错与意识形态博弈，绝非“孤岛”不孤的简单论断所能概括。除了不孤的一面之外，研究者也需要看到“孤岛”之孤，呈现出“孤岛”何以孤，而又何以不孤，这才能还原丰富完整的“孤岛”文坛。

二  重审“孤岛”之孤

尽管“孤岛”时期抗战文艺报刊数量非常多，但往往千篇一律，高质量的文章与报道并不很多，这引发了阿英等左翼内部人士对“抗战八股”和“鲁迅风”的不满与批评，并造成了多场论战。众所周知，重庆的梁实秋因一则征稿启事成为众矢之的，最终不得不辞去《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辑一职。就在同一时期，“孤岛”发生了另一场“与抗战无关”的论战，结果则大不相同：巴人作为“孤岛”最为激进的抗战宣传者，因其斗争方式的单调重复，受到来自阿英、周楞伽、徐訏等不同方面的批评。[11]如此局面，一方面是许多“抗战八股”千人一面缺乏质量，自然地引发了批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孤岛”文坛力量对比与国统区不同。众多的抗战文艺报刊当中能够像《文艺阵地》《译报周刊》《文汇报·世纪风》这样坚持稍长并产生较大影响的只占很少部分，就连《文艺阵地》也只坚持了两年。许多同类报刊销量很低，经营难以为继，出刊断断续续寿命极短，这种“繁荣”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读者来支撑。战前上海的舆论天平，似乎已经有所变化。但仍需注意的是，巴人在“孤岛”的处境并不与梁实秋在国统区的情况完全相同。巴人仍然可以对各个方面展开批判与还击，而梁实秋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只能被迫辞职。足见“孤岛”文坛虽非左翼天下，却也并未对抗战声音构成绝对压抑。

与之相比，“孤岛”时期许多非左翼背景的报刊并未打着抗战文艺的旗号，反而在质量与销量方面都显示出了更为真实的繁荣。就拿《西风》月刊来说，“孤岛”四年当中一直按时出刊，并且从1938年开始推出《西风副刊》（又名《小西风》），每月16日出版，相当于将原来的月刊增发为半月刊。《西风》的发行量达每期两万份[12]，虽不能与战前的《生活》周刊相比，却已是“孤岛”发行量最大的刊物。更为可观的是，《西风》一直在销售不断重印的合订本，到1941年11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西风》合订本的第一集（每集合订六期），已经重印到第六版，第一集以下每集都在不断重印之中。[13]其销路和影响力都令当时“抗战派”刊物《鲁迅风》的主编金性尧、《文艺阵地》的主编楼适夷称羡。[14]从1940年起西风社又推出了《西书精华》季刊，专门翻译西洋文学；还以“飞燕丛刊”为名（西风社的社徽图案即为飞燕）编译出版《变态心理漫谈》等众多系列图书，未列入“飞燕丛刊”系列而单独出版的图书则更多。西风社在上海和香港及内地拥有庞大的出版销售网络。陶亢德主办的《宇宙风》乙刊，也借用西风社的销售渠道流通。而徐訏个人创办的夜窗书屋，则发行了“三思楼月书”系列，由西风社总经售。从1939年起，几乎每月出版一本徐訏作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徐訏个人累计出版小说戏剧散文达十数种之多，产量之丰与质量之高及影响之大，是同时期“孤岛”乃至整个中国文坛所罕见的。

《西风》1941年1月号 总第36期封面

以西风社为核心，在“孤岛”上海以及《西风》可以辐射到的香港、内地及海外，形成了庞大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除了周作人、老舍这些来自沦陷区、国统区等不同区域老作家的寄稿之外，后来成名的张爱玲、苏青、鹿桥、季镇淮等也都通过（异地）参与西风社的征文写作，由读者成为作者，从此崭露头角。此外，还有许多报刊杂志及作家群体虽然并不直接隶属于西风社旗下，也不像《宇宙风》乙刊那样与西风社有直接的合作关系，却和西风社的各种文学活动一同构成了“孤岛”上海在抗战文艺之外极为丰富的文坛风景。

更需要注意到的是，“孤岛”文坛表面上虽然分为抗战派和爱国派（前者以战前的左翼力量为主，后者以自由文人居多），但实际上具体到某一特定个体时，却很难说他是纯属于某一派而与另一派无关的。一方面自由文人并不排斥抗战宣传工作，例如邵洵美的《自由谭》就在大力参与文艺抗战；另一方面即使在左翼抗战派内部，恰恰又有许多人同时还在有意无意地从事着一些“与抗战无关”的编辑与写作，并与自由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巴人所主持的杂文刊物《鲁迅风》的主要成员之一周黎庵，就同时主持着林语堂挂名顾问的《西洋文学》的编辑工作，并且通过宇宙风社出版《回忆鲁迅及其他》。[15]正是所谓的“抗战派”与“爱国派”之间这种微妙的联系，构成了“孤岛”文坛真实而丰富的面貌。

“孤岛”的抗战文艺力量主要来自1930年代左翼文学一脉。而随着上海大批作家西撤，无论是战前的左翼批判力量还是为国民党统治张目的“民族主义文学”，都不能再对左右两派之外的文坛自由力量构成挤压，“孤岛”再也不会出现1930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因反对政治干涉文学而受到左翼文坛批判的情况。“孤岛”既不是沦陷区，也不是国共两党统治可及之处，甚至作为一块半殖民地，也早已不再是美英法这些在德意日威胁下的旧帝国所能分心瞩目的领地。各种政治力量在“孤岛”的无力，恰恰为“孤岛”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空间。在洋商名义下办报，就可以大力宣传抗日，不像战前左翼作家对政府的批判需要面对报刊检查制度，尽管租界当局也受到来自日方的压力而对此有所限制；[16]反过来在这里不谈抗日，同样可以大写与抗战无关的文字，而不会出现千夫所指的局面，激进的抗战主张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抑制“抗战八股”以外的文艺创作。巴金的《春》《秋》、徐訏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以及师陀的《马兰》、秦瘦鸥的《秋海棠》，都不能归入抗战文艺。这些创作实绩在当时已经显示了优秀的文学并不一定直接有关抗战；而抗战文艺也不像沦陷区那样只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在“孤岛”洋商旗帜保护下仍然具有发声的权利。当年就连茅盾眼中的《“孤岛”文化最近的阵容》，也不是以是否“与抗战有关”作为评述标准的，不仅视徐訏等所编刊物《读物》等为“孤岛”文化界恢复堂堂阵容的标志，甚至称赞“像《读物》这样切实而纯粹，没有一点儿‘抗战八股’味儿的青年读物，不但是‘孤岛’上青年读物的精神食粮，就是目前文化中心的武汉似乎也还没有同样的刊物”[17]。

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1943年5月版封面

因此，可以说“孤岛”文学的繁荣恰恰不在于“孤岛”不孤，而在于“孤岛”之孤。所谓“孤岛”不孤，前一个“孤”字，指政治军事上被包围；后面的“不孤”两字，指文化上与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抵抗运动存在密切联系，未被政治军事上的包围完全封锁起来。这里所谓“孤岛”之孤，后一个“孤”字，并非针对当时上海之被包围与否而谈，而是相对于1940年代文坛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谈“孤岛”文学的独特性。政治力量的乏力，使得强烈的民族情绪和意识形态因素不能对文学与文化的发展构成决定性的影响与控制。作为半殖民地的“孤岛”，反而在文化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这在整个抗战期间是极为稀缺的，而在整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类似的文化空间也并不多见。回归一种更接近历史本身的视角[18]，避免特定预设，正可看到“孤岛”这一特殊的文化空间在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的影响与独特意义。

三  众声喧哗意义上的不孤

与解放区、国统区及沦陷区相比，“孤岛”文坛在意识形态方面呈现出某种多样的状态，左翼群体与自由派文人交错，抗战主张与其它各种声音混杂。而这种众声喧哗，又构成了另一层面的不孤，即抗战文艺与民族情绪不是“孤岛”文坛的唯一主导力量，而是与各种其他力量互相交织、难分彼此。孤与不孤，都不应成为研究“孤岛”文学时反复争夺的唯一定论，反而应在不同参照系之下彼此照亮，为打开“孤岛”文学更为丰富的图景提供可能。

如果说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卞之琳对晚期叶芝和奥登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19]，而穆旦等西南联大学生是借由燕卜荪、卞之琳等人接触到奥登，那么“孤岛”邵洵美对奥登的译介则被众多学者遗忘或无意间忽略了。英国诗人奥登于1938年访问抗战中的中国，写下了许多十四行诗。其中一首《中国兵》于4月21日在武汉的茶话会上朗诵，次日在汉口《大公报》上由洪深译出，与田汉的诗一同发表。奥登回国后将这些组诗以《战时》为总题，于1939年发表在《战地行》一书中。[20]“在发表后不久，其中的6首诗便由卞之琳译成中文。查良铮在‘文革’中译出奥登诗51首，包括这组十四行诗中的所有诗篇，发表在其遗作《英国现代诗选》中。”[21]而事实上，奥登1938年6月正是从上海离开中国的，在上海期间曾与邵洵美有过密切的交往。故而那首曾由洪深在茶话会上翻译过的《中国兵》，才能于1938年12月当奥登的《战地行》尚未出版时，就为邵洵美再次翻译并发表在其主办的《自由谭》杂志上。[22]《中国兵》是奥登《战时》组诗中的第18篇，而另一首邵洵美及时译出的《他们携带着恐怖》则是第20篇。[23]邵洵美在1939年5月《南风》的创刊号上开始向读者介绍奥登，撰写了《伟大的作品》一文，并翻译了奥登来华途中所作的《香港》一诗。此后邵洵美又翻译了奥登的《商籁体第十九首》，同样发表在林微音主编的《南风》月刊上。[24]

对奥登这些现代主义诗人的译介出现在“孤岛”上海，甚至比1940年代西南联大燕卜逊等人向年轻诗人传播现代派诗歌更早，这似乎有些令人惊讶。而事实上邵洵美在“孤岛”时期的文学活动极为丰富，昭显了“孤岛”文坛纷繁多样的面貌。1938年9月，由《大美晚报》的美国老板V. C. Starr出资，邵洵美创办了《自由谭》与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两份刊物，实际上为中英文姐妹刊，都由邵的异国情侣——《纽约客》驻华记者项美丽挂名编辑发行，大美晚报馆总经售。邵、项两人1939年赴港访问宋氏三姐妹期间，还参与了从沪迁港的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社的活动。[25]邵洵美一方面在《自由谭》上提倡“战争中的纯文学”[26]，另一方面又在《直言评论》上连载邵、项二人的好友杨刚翻译的《论持久战》英译本Prolonged War，并发行单行本。毛泽东为英译单行本所作的序言《抗战与外援的关系》，就由邵洵美译出。[27]这也显示了“孤岛”文坛中“抗战派”与“爱国派”的边界其实是十分模糊的。文坛景象的丰富，正与这种复杂性同在。譬如林微音主编的《南风》月刊就是如此。林微音早年曾与朱维基等人创办《绿》杂志，后在邵洵美的新月书店任职。[28]进入“孤岛”时期后，于1939年5月创办《南风》纯文艺月刊，每月15日出版。主要作家除了林微音、朱维基等人之外，还有邵洵美、陆小曼以及赵景深、李健吾、钱君陶，甚至傅彦长，其作家群可以说是十分复杂的，从第二卷开始由吴尚志接替林微音主编。不过复杂的背景并没有影响这份纯文艺月刊的创作及翻译质量，除了上述邵洵美对奥登诗的译介之外，朱维基也是较早向中国读者引介奥登的翻译家。“1941年5月，国民书店出版了由他翻译的《在战时》，收录奥登《战地行》一书中的全部序诗6首，十四行诗27首诗，和一首作为补充的诗解释。书前还附有一篇长达36页的引言，详细分析了奥登登上诗坛的时代背景和他的诗艺特点，并逐条阐释了《在战时》组诗每首诗的含义。”[29]与《南风》相似的另一份纯文艺刊物干脆就叫《纯文艺》，由徐迟主编。除了有戴望舒翻译的纪德作品外，邵洵美还在《纯文艺》上翻译了劳伦斯的作品并借用了劳伦斯的观点，提出“严重小说”这一概念，其实是指倾向于西方启蒙传统的纯文艺创作。与当时的新启蒙运动以及试图从中国民间形式中寻找民族传统的做法大相径庭。[30]

这些文学活动显示出了“孤岛”文坛极为复杂的一面。一向被视为自由文人的邵洵美等人，其实同样是文艺抗战的积极推动者，甚至与某些激进行动存在密切关系。反过来中共上海文委的地下负责人之一王元化，却曾把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概括为“民主的爱国主义”与“反独裁的自由主义”[31]。与此同时，曾经在战前作为“民族主义文学”鼓吹者之一的傅彦长，此刻却与邵洵美等“文艺抗战”者出现在一起，而随即又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大会，沦为附逆文人。凡此种种表明，“孤岛”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文坛不太可能像国统区、解放区那样可以从立场上对不同群体做出严格划分。

“孤岛”文坛虽不比战前上海繁荣，但几年间各类刊物仍达数百，仅文学刊物与文化综合刊物就达百余种[32]。在下表中，列出了“孤岛”时期几份值得注意的刊物，在百余种刊物中选取这几种，其标准并非仅是文学成就或社会影响力，而是注意到这几种刊物最能够反映“孤岛”文坛的错综复杂。

表中未列的一些报纸的文艺副版，也体现出极为复杂的情形。例如战前由黎烈文主编的著名的《申报·自由谈》，于1938年双十节复刊，主编初为巴人，后为胡山源。从1939年12月到1941年12月两年间，《申报·自由谈》就由西风社的主持人之一黄嘉音来代替胡山源主编，从抗战初期的贯彻抗战精神，转为了关注社会人生。[33]此外，一些消闲性更显著的刊物如《万象》等，该表也未能完全含括。为了更为清晰地显示出表中所列刊物与战前文坛之间的源流关系，表中还特意加上了战前由徐訏主编的一份刊物《天地人》。

通过对表中刊物的留意，很容易发现那些带有左翼立场的抗战派刊物和自由文人的爱国派刊物其实共享着许多共同资源，主编主笔往往彼此交叉。如果说三十年代《现代》《宇宙风》等刊物已经体现出来某种包容性，那么“孤岛”文坛的派别色彩则在更多刊物上有所淡化。其中一些立场激进的报刊主编，在“孤岛”沦陷后又沦为附逆文人，除了上述“民族主义”文人傅彦长之外，还有《鲁迅风》的主编金性尧（笔名“文载道”）。[34]

更需要注意到的是，“孤岛”的各派刊物其实都体现出某种相似性，即在租界当局的庇护下进行其文艺活动。各种抗战文艺的刊物都不得不面对日伪对租界内的干涉企图，言论最为激进甚至不断在封面刊登新四军照片的《译报周刊》，同样刊登《阻止日方占据租界的企图》这类文章，呼吁英美法殖民当局为其抗日言行提供自由空间。[35]当新的法西斯侵略者试图挑战西方殖民者的旧有秩序，以政治压力和非法暴力手段压制“孤岛”内的反抗时，各派刊物不仅仅争相挂名洋商以求庇护，更将刊物内容从直接谈论中日问题，转为多谈国际局势，以求与德日法西斯之敌——美英等国结为同盟。于是国际报道与讽刺漫画成为“孤岛”各类刊物中最为流行的内容，英军将领以及强硬的首相邱吉尔的言论及生平，也成为颇受“孤岛”读者关注的对象。事实上，这种形势几乎是伴“孤岛”文艺始终的。

《译报周刊》1938年11月9日版封面

淞沪会战刚刚结束，胡仲持（笔名宜闲）主编的《集纳》周刊（THE JOURNAL）就以“纯翻译杂志”的名义创刊，所讨论的话题除了租界问题外，几乎全是世界形势：《上海租界内的日军“胜利”游行》《上海英国人的意见》《日德合作》《一九三七不是一九一四》《今日香港的地位》……讽刺漫画更是随处可见。在《集纳》周刊停刊后,与之立场相近的《上海周报》于1939年创刊，成为抗战派刊物的主要阵地。1941年《上海周报》第4卷第1期，以近于特辑的方式及时讨论了纳粹进攻苏联对世界战局的影响，发表了《苏德大战与世界》的“国际时事问题座谈会”记录，以斯大林、希特勒、邱吉尔、罗斯福四人的漫画头像为插画。[36]并配以《苏德大战形势图》，详细介绍战争具体情况，还有《一个突发的事变》《略谈苏德战略地位与实力》等不同角度的文章。

与之相仿，尽管1940年创刊的《天地间》并非纯粹左翼背景，同样以邱吉尔的《现代战术论》和介绍法国沦陷的《谈法国人的气质》，以及《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子爵》《美国反日三巨头》《齐格飞防线巡礼》《邱吉尔的战时生活》《战士德国内幕》《华沙困守目击记》这类报道挤满了其创刊号的目录首页，还有介绍西班牙内战及国际反法西斯志士的《第五纵队》。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天地间》纷杂的作家群体以及其神通广大的销售渠道。这份未标主编姓名的月刊，发行者是曹家祥，由文华出版社发行，而其作者囊括了“孤岛”的左翼人士如柯灵、丁谛等的同时，又包括艾青、林语堂这些不在上海的名家，以及徐訏、黄嘉德、陈东林、杨彦岐、叶群等西风社作家群。《天地间》的国外总经售处为中国科学公司香港办事处，而其外埠总经售则与西风社一样是桂林的科学书店和成都的东方书社，连西风社也未能涉足的西北地区还有其经售点：兰州的新生书店和西安派报社。“孤岛”岂但不孤，简直与抗战的“自由中国”甚至海外都可“自由”联系。而更重要的“自由”，恰恰在于尽管联系，却不受任何一方的绝对控制。

但“孤岛”的这种宽松环境毕竟也有其限度。在抗战中能够取得“与抗战无关”的创作实绩已是不易，在全国其它地区难于见到；而一旦走到与附逆文人接触的地步，就触犯了战争中民族伦理的底线。《人世间》发表了1937年8月5日北平刚刚沦陷周作人尚未附逆时写毕的一篇“文抄公体”的考据文章《谈关公》，内容有近解构关公传说，并非为周作人的附逆寻求什么辩护，仅仅就事论事。[37]《人世间》同时还将周作人的一封回复约稿的短简，与鲁迅、林语堂、老舍、谢六逸、谢冰莹等人的书信一同作为“作家书简一束”刊登出来。如此一来，为周作人信中随口一赞的《人世间》，与“反抗战”沾上边，就很难继续了。陶亢德与徐訏退出后，丁君匋又另请人编办新的《人世间》。

如果说“孤岛”在丰富性意义上的不孤，是抗战与其他主张皆可众声喧哗，那么各种阵营错综复杂的相互交织，与不同主张的众声喧哗，或许就是一种或可视为“租界机制”的文坛状态。机制的提出，不是为了研究树立新名目，而是更深入的历史情境考察的初步开启。

余论

新的研究视野不仅仅呈现了“孤岛”之孤，更开启了将研究推向深入的种种可能。“孤岛”之孤，也即“孤岛”在抗战期间宽松文化空间的独特性，并非凭空产生。它是战前上海夹在左翼与右翼斗争中各种错综复杂的文化力量，随着抗战期间上海左翼声势的减弱与右翼势力的西撤，而在西洋租界——沦陷区包围中这一块特殊空间，形成的一种有限度的宽松环境。

“孤岛”的文人与文化，与战前的上海文坛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重新梳理战前上海文坛的各种脉络，更能真正看清“孤岛”文坛的实际风貌：“抗战派”与“爱国派”的分野并不鲜明，根本无法分清谁的工作永远是“与抗战有关”的，谁又是“与抗战无关”的。在无法严格划分所谓“阵营”的创作环境中，产生了“孤岛”文化的重新繁荣与这繁荣中取得不俗成就的作品。《西风》产生于战前，其在“孤岛”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仅是因其本身的价值，还与《现代》杂志的停办、《东方杂志》的西撤以及舆论天平的重新平衡等等客观条件有关。设若《西风》不是处于“孤岛”时期，而是处于1930年代战前的上海文坛，那么无论其具有多么独特的价值，也只能代表1930年代上海文坛各种文化力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孤岛”文化环境之并未完全凋敝，正因《西风》这类文化力量的坚持与发展，令其他力量不再强劲的“孤岛”文坛重新焕发了生机。

正是在“孤岛”这一有限度的宽松环境中，战前不同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控制企图，此刻已统一于更为宏大的民族独立需求中；反过来当弥漫于中国文坛的民族情绪对国统区与解放区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之时，“孤岛”却因其特殊的政治气候，而为抗战中的其他不同追求提供了可能，从而呈现出某种丰富性。重新思考“孤岛”不孤，以及“孤岛”之孤，“不简单用现象和差异瓦解‘主流’，或依靠过去结论的‘反题’来推进认识”[38]，才有助于对丰富的文坛原貌加以呈现。

注释

[1]这里须强调“孤岛”租界区仅限于上海的西洋租界。日本在沪的“侨区”虹口，位于苏州河北岸，紧邻公共租界英美控制区，由日军控治，不在“孤岛”范围内。

[2]此外，中国军队谢晋元所部三百余人曾滞留“孤岛”，被英军缴械，拘于胶州路花园“孤军营”，“孤岛”沦陷后又沦为日军的战俘。

[3]如何：《孤岛上的人们》，《战时日报》1937年11月16日。

[4]灵蛇：《孤岛不孤》，《文汇周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5]《孤岛不孤》，《上海生活》1938年第2卷第6期；周公：《孤岛不孤》，《大美画报》1938年第8期。这一期的《大美画报》封面是全红底色上的毛泽东半身照片，而刊内照片除有国民党方面之汪精卫、陈诚等，还有八路军主要将领，包括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边区政府主席林祖涵及“抗大”政治部主任胡耀邦等。

[6]孔远之：《孤岛不孤》，《大风》1938年第6期。

[7]对“孤岛”杂文及戏剧运动的研究尤其突出了其战斗性，而报刊研究则往往只关注那些具有抵抗倾向的连续发行物。某些深入的微观研究，其实属于专门针对抗战文艺的研究，如周立华：《“孤岛”时期〈文汇报〉的“洋旗”及其作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宋秋盛：《论〈文艺阵地〉对“抗战八股”的消解》，《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朱敏彦：《“孤岛”时期的上海抗日报刊及其主要特点》，《编辑学刊》1993年第2期；朱敏彦：《“孤岛”时期的上海抗日进步报刊》，《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2期。宏观研究试图对“孤岛”文坛进行总体描述，却只涉及了“孤岛”的战斗文学，而对具有更大影响力的“西风”系列杂志和《宇宙风》乙刊往往视而不见，如黄志雄：《上海“孤岛”文艺期刊》，《抚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陈江的《抗战时期的上海期刊》（《编辑学刊》，1997年第5期），尽管提到了纯文艺刊物《红茶》和通俗文学刊物甚至敌伪所办刊物，但其所描述的“孤岛”文坛，仍然到处都是一派抗战景象；梅丽红的文章《“孤岛”时期上海的“洋旗报”》（《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5期），则介绍了抗战文学借洋商名义作保护伞来办报刊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8]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巴彦：《上海“孤岛”时期的几个文学刊物》，《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9]杨幼生、陈青生：《上海“孤岛”文学》，上海书店1994年版。杨幼生还写过《上海“孤岛”文学特点初探》（《社会科学》1984年第11期），认为“孤岛”文学最主要的三个特点是：浓郁的抗战时代气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群众文艺的蓬勃开展。

[10]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11]有关巴人在“孤岛”期间引发的多场论战，可参见周允中《从〈鲁迅风〉到〈东南风〉──记苗埒、徐訏和巴人的一场笔战》，《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王一心《徐訏与巴人的笔墨官司》，《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5年第1期；王鹏飞《“孤岛”文学期刊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2]邹振环、王纯：《西风社及其主持人黄嘉德》，《民国春秋》2000年第2期。而据左翼人士的回忆，抗战报刊中销量最好的应是“每期八千到一万份”的《上海周报》（丁裕：《闪耀在孤岛上的一把火炬——〈上海周报〉》，《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13]《西风》合订本第二集重印至五版，以下依次递减，第五至第七集也都已再版重印，和即将出版的第十集一同出售，见《西风合订本一集至九集全部出齐》，《西风》1941年11月，第63期。王鹏飞则说《西风》合订本“3 年之内，第1集13次重印，第2集10次重印”，见王鹏飞《〈西风〉：“论语派”后期的新变动》，《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14]金性尧：《伸脚录·〈鲁迅风〉掇忆》，《金性尧全集》第4卷，上海百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184页。

[15]事实上周黎庵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已经参与了论语派的文学活动尤其是晚明小品文运动，而他的妻子正是戴望舒的前妻、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

[16]直到“孤岛”第三年，1940年8月公共租界当局的工部局警务处设立新闻检查部，开始对租界内中文报刊实行新闻检查，参见袁义勤《〈中美日报〉始末》，《新闻与传播研究》，1989年第3期。尽管《中美日报》《文汇报》《译报》等报刊曾遭处罚暂停，但即便是在设立检察部之后，《上海周报》这样的抗战刊物，也并未像二三十年代某些刊物和杂志社（例如“第一线书店”的《无轨列车》）那样被彻底查封。

[17]玄珠：《“孤岛”文化最近的阵容》，《文艺阵地》1938年第1卷第3期。

[18]秦弓：《三论现代文学与民国史视角》，《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

[19]黄瑛：《W·H·奥登在中国》，《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1期。

[20]奥登晚年将《战时》修改后，以《来自中国的十四行诗》为总题收入诗歌总集。参见赵文书《W.H.奥登与中国的抗日战争——纪念〈战时〉组诗发表六十周年》，《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

[21]赵文书：《来自中国的十四行诗（选译）·译后记》，《当代外国文学》1999年第4期。

[22][29]乔晓轩：《诗人奥登七十年前的上海之行》，《新民晚报》2008年5月4日。

[23]见邵洵美：《他们携带着恐怖（英格兰 奥登）》，《南风》1939年6月，第1卷第2期。邵洵美的译笔语感奇异，“他们携带着恐怖像个手提包，又像一尊大炮从水平线缩回”；第二行“缩回”的主语应是“他们”，而非大炮，穆旦将这句译为“又畏惧地平线仿佛它是一门炮。”参见穆旦《穆旦译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

[24]邵洵美：《伟大的作品》，《南风》1939年5月，第1卷第1期；邵洵美：《商籁体第十九首（英格兰 奥登）》，《南风》1939年9月，第1卷第5期。

[25]李红玲：《〈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6]王京芳：《邵洵美与文艺抗战》，《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2期。

[27]罗莉芳：《论邵洵美在上海的文学、文化活动》，《上海、纽约都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第360-369页。

[28]正是为了与林微音相区别，林徽因将自己的名字由“徽音”改为“徽因”。林微音在三十年代早期已与徐志摩、邵洵美等新月派成员有交往，参见王凯《作为林徽因陪衬的林微音》，《中国文化报》2010年3月31日。另外须指出，施蛰存晚年在《林微音其人》中的回忆并不完全准确，林微音为水沫书店翻译的《虚无乡消息》，并非法国诗人蒲特娄的作品，而是英国作家莫理思的书。参见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30]随着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孤岛”同样展开了有关民族形式的讨论，1939年、1940年巴人在《文艺阵地》上先后发表《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民族形式与大众文学》等文章，参见王鹏飞：《“孤岛”文学期刊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1]王鹏飞：《“孤岛”文学期刊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32]陈江在《抗战时期上海的期刊》（《编辑学刊》1997年第5期）一文中，引用了伪政府上海市政研究会1941年用日文编写的《上海租界内中国出版界的实况》，统计了1938年至1941年10月不到四年间“孤岛”各类期刊。

[33]1981年唐弢为上海图书馆影印《申报·自由谈》作了长序，但这次影印仍然未能涵括黄嘉音主编时期的《自由谈》。对“孤岛”后期《自由谈》的研究，仅见黄灿发、何新华：《黄嘉音时期〈自由谈〉风格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34]周作人晚年给在港的徐訏信上谈及“金性尧的席上”，徐訏曾作《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一文，回忆《鲁迅风》同人中的金性尧、周黎庵与陶亢德、柳存仁等人在“孤岛”沦陷后落水情形。大伙出狱后曾与周作人一聚，又逢徐訏归国，故有“金性尧的席上”之会。见徐訏《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徐訏文集》第10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469-475页。

[35]守康：《阻止日方占据租界的企图》，《译报周刊》1938年第5卷第2期。

[36]怀琳：《苏德大战与世界》，《上海周报》1940年第4卷第1期。

[37]周作人：《谈关公》，《人世间》1938年第2期。

[38]姜涛：《“重新研究”的方法和意义》，《读书》2015年第8期。

△ 滑动查看更多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

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08期

本期编辑：拿烟斗者

更多精彩